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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“攒钱”一样，河北省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杨威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此处用化名——记者注）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“攒书”。他参与编写的第二本教材正在筹备之中。
这种写作带来了一个矛盾：他痛恨剪切复制出来的教材，可他又是“山寨”教材的一位生产者。
他参与编写的教材处女作仍在使用，虽然他“直到现在都不认为是本好书”。“我们这书，错挺多的，标题上就有错误，里面没有什么内容。”
当时，几位合著者自掏腰包，交给出版社一万多元，买了一个书号。书号有底价，超了字数就要加钱，“不能写太多”。
教材印行了1000册，出版社一本没留，全给了作者，让他们自产自销。“听说有的老师先把教材发给学生，再收钱，这样书就不能退了。我们没做这么狠。”
不够狠的结果是，杨威“赔大发了”，只卖出100多本，又送人几十本。
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下一本教材的编写，这本依旧“比较敷衍”。“把以前的书贴过来就是了。教材东拼西凑的特别多，‘编’不是‘著’，所以就可以抄。”
这正反映了教育界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：人们忙着谴责学术造假、学术剽窃、学术腐败，对于教材制造过程中的不端行为，却有极高的容忍度。
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迟宝东博士说，实际上，与学术作品相比，教材直接面向受教育者，拿教材质量开玩笑，就是误人子弟，拿国家的未来开玩笑。“一部好教材是很难编的，既要反映学术成果，又要适合教学活动，要为教学活动做种种的设计。”他说。
迟宝东认为，教材抄袭很难界定，“把章节次序倒一倒，就成了新书”，而且很少有人去认真比对，抄袭的发现和取证都非常困难。
